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> 走进华州 > 话说华州 > 正文

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郑桓公

来源:区志办 作者:闫广勤 发布日期:2017-10-24 浏览次数:

【字体:  】 分享到: 更多

郑桓公是华州区历史名人,是周王朝时的大臣,诸侯国郑国的开国国君,是天下郑氏的始祖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他不是一般的大臣和国君,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。这主要表现三个方面:

首先,郑国东迁是他审时度势,高瞻远瞩的政治抉择。

周宣王二十二年(公元前806年),郑桓公被分封于郑(今华州区),建立了郑国,“封三十三岁,百姓皆便爱之”(《史记·郑世家》)。但在他担任周幽王的司徒以后,却作出了将郑国东迁到今河南洛阳以东地区的决定。

郑国东迁的原因,是因为周幽王沉湎酒色,不理国事,在位期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,政局不稳,自然灾害严重—-泾、渭、洛“三川皆震”。为政贪婪腐败,重用“为人佞巧,善谀好利”的虢石父主持朝政,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,起国人怨愤。各诸侯国离心离德。犬戎不断侵入镐京所在的关中,周王朝内外交困,风雨飘摇。郑桓公看到了这一点,作为周幽王的叔父和司徒,他为挽救周王朝肯定作了什么,可惜史料没有记载。周幽王无可救药,郑桓公只好拯救郑国,遂问计于太史伯(又称史伯)。太史伯劝郑桓公将郑国迁到洛邑(今河南洛阳)以东,黄河、济河之南的河雒地区。这一地区,在郑桓公为司徒以后,曾“和集周民”,因而“周民皆说,河雒之间,人便思之。”(《史记·郑世家》)郑桓公在这一带有比较坚实的民心基础,故郑桓公听从史伯的建议,在请示了周幽王以后,,在商人的协助下,将妻、子和财产寄存到洛邑以东的东虢国和郐国之间,为以后他的儿子郑武公完成迁国做了铺垫。郑桓公去世后,其子郑武公在继承父志,完成郑国东迁的同时,还辅助周平王东迁,定都洛阳,历史进入东周时期。可以推测,郑桓公在征求史伯意见之前,为郑国,为周朝的长远大计,就早有谋划,在去世前,应向儿子郑武公有所交代。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高明之处。

另外,郑桓公是一个有一定哲学思维的政治家。在他征求史伯意见时,他们讨论了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哲学问题,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“和”的思想,从史伯起绵延不绝。史伯说: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,即“和”是不同事物或不同因素的结合,是差异性的统一。“同”是完全等同的事物或等同因素的重合,是排斥差异性的直接同一。史伯主张以和治国,反对强求“同一”。其实,郑桓公任司徒时,史料就记他“和集周民”,可见他以“和”的理念治国、治民。“和而不同”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,郑桓公是实践这一思想的第一人。

郑桓公作为深谋远虑政治家的第三个表现,是提高商人地位,促进商业发展。西周实行“工商食官”,的政策,将商人集中起来,设官统一管理,为他们提供衣食,驱使他们为政府服务。商业操纵在官府的手中,商品交换只能在官府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展。周王室和各地诸侯等贵族奴隶主用官府的名义直接控制着商人,其身份不属于私人奴隶主,而是国有奴隶,比奴隶要自由一些,但社会地位也不高,仍属平民阶层。到了西周后期,开始出现一些不属于官府的私人商业,才开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,但仍很弱小,并且继续受到奴隶主王室和权贵们的歧视与压制,商人与商业始终处于卑微的地位。但郑桓公却提高了商人的地位,他与郑国的商人建立了“尔无我叛,我无强贾,毋或丐夺。尔有利市宝贿,我勿与知。”的质誓,意思是,“你们不要背叛我,我不会强买强卖,更不会抢夺你的财物。你出售宝物,我也不会过问。”也就是说,郑桓公给商人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,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,不干涉商人的经营。商人有值钱的宝物,也不去关心。国君发话了,商人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,商人的利益得到保护,商业得以自由发展。在这一点上,郑桓公走在时代的前面。

东迁以后的郑国,在春秋早期,曾是一个强盛的诸侯国,而奠定其基础的,就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郑桓公。

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政府主办(0913-4725111)   华州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承办
邮编:714100 电子邮箱:hxxxb@huaxian.gov.cn 陕ICP备16004253号
陕公网安备 61052102000124号   网站标识码:61052100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