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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访“钟 叔”

来源:区志办 作者:顾育训 发布日期:2017-05-26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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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访“钟 叔”

钟叔名师统,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创始人,长期担任该院党委书记兼院长,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,也是新中国第一任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。他原籍陕西华县高塘,与我父亲顾洲三认识较早,同为华县渭华起义先后的地下共产党人。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,钟叔在西安西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,将我父亲及赵和民、侯理宰、杜松寿等人接纳到军大,安排我父亲为主治军医。从此,钟顾两家建立关系,来往不断。

1949年下半年,钟叔因工作操劳过度突发吐血,组织安排我父亲负责医治。此后,我们两家同住在西安王曲的常宁宫,父亲为钟叔悉心治疗调养,我与钟叔的儿子风生常在院内的葡萄架下嬉戏玩耍。一年后,钟叔痊愈,被调往云南工作,父亲则调至甘肃天水第一步兵学校。以后听说贺龙元帅任国家体委主任,调老部下钟叔至北京,组建中央体育学院(北京体院前身)。期间,两位老战友书信不断,彼此互通情况,关心问候。

时光荏苒,转眼间到了1966年,我在西安医学院医疗系上学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学校停课闹革命,学生全国“大串联”。9月,我随同学到北京,准备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“红卫兵”。某天,我利用空隙时间,带着父母的嘱托,出城到北京体育学院探望钟叔和高婶。那时的北京体院和全国学校一样,一片大乱,大字报铺天盖地,揭批贺龙和钟叔的标语到处都有,十分刺眼。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几经打听,走到学校的行政楼,看见一位中等个子、身着蓝色制服的中年妇女快步下楼,我急忙迎上前去问道:“同志,请问高志英住哪里?”因为是非常时期,为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,我不敢贸然打听钟院长。那人面露疑惑回答:“我就是。”我赶忙拿出父亲写给钟叔的便条让她看,并自我介绍:“我是顾洲三的儿子,从西安来,在西安医学院上学。”高婶听后十分高兴地说:“跟我到家里说。”

钟叔的家离校门不远,叫“红卫楼”,是一处独家独院的二层楼,家门口两侧依然是标语覆盖,一边是红纸黑字“钟师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;一边是白纸黑字“钟师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看来,钟叔已陷入学院两派斗争之中了。进屋后,看见客厅中沙发茶几一应俱全,甚是宽敞,钟叔正与三个“红卫兵”谈话。高婶向钟叔把我介绍后回内屋去了,三个“红卫兵”看来了客人,就从沙发上站起,向身着军装的钟叔敬礼离去。钟叔正值壮年,身体强健,眼中虽有几丝忧虑,但精神还算不错。他对我很热情,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。我代父母问钟叔好,他也问了我父母的身体状况。我问他儿子风生现在干什么,他用带着关中口音的普通话说:“现在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,名字改了,叫革承,革是革命的革,承是继承的承。今天没回来。”风生是我儿时的伙伴,这次来见不上,感到是个遗憾。我拿出一叠西安文化大革命传单让钟叔过目,他把传单放到桌上,让我介绍西安“文化大革命”情况。我说西安大专院校搞“八·五静坐”,“炮打陕西省委、火烧西北局”,西北局书记刘澜涛、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、我校党委书记王维琪都被打到了,学校一些老师也被扣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被揪出来了……。并怀着困惑的心情请教钟叔:“这些人原来都是老革命,现在怎么都成了走资派,到底有没有问题?”钟叔答:“还不清楚,这要看中央的意图。”看来钟叔也很无奈,对文化大革命也是不甚理解。吃饭时,钟叔、高婶陪我同桌共进晚餐,饭菜也很丰盛。饭后,天色已晚,还下着毛毛细雨。他俩不让我乘公交车回城,说人地两生,中途倒车,天黑容易迷路,让他家炊事员骑自行车送我进城。

1967年国庆前夕,我第二次串联到北京,主要观看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国庆活动。期间的一天,我又一次去钟叔家。此时钟叔的情况大不如以前了,随着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等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打倒,他也毫不例外的被批斗靠边站了。他家已从“红卫楼”搬出,被赶到一间平房内。进屋看到钟叔着一身便服,坐在木椅上,心思重重,情绪低落。两个小女孩围着木桌玩耍,一个较大的女儿坐在门口木凳上,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,一言不发。钟叔见我来了,吩咐高婶招呼。高婶将一个苹果切成数瓣,放在盘中招待客人。看到钟叔一家正在蒙受政治灾难和精神折磨,我不敢问其详情,怕触情伤心,只是简单问候了几句,并留言保重,便主动告辞。二老送我走出家门数十米,我怕有不测发生,便力拦让其止步返家了。

1997年8月下旬,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超声学术会议。8月26日,我第三次去钟叔家探望两位老人。此时钟叔已从全国体育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,但仍住在北京体育学院(已改名首都体育大学)的家中。听说找老院长,一位练剑的中年女同志主动带我来到钟叔原住的“红卫楼”,高婶开门把我迎进宽敞明亮的大客厅。客厅铺着红地毯,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钟叔授勋章的巨幅彩色照片挂在墙上,十分醒目。钟叔身着单衣,神情安详,靠在沙发上养神。我把带来的保健品和水果交给高婶,高婶接过说:“以后来,啥都不要买,现在啥都不缺。”我坐在钟叔身旁,向老人问好。高婶插话说:“你叔已老了(时85岁),还有脑梗后遗症,现在生活能自理。”我从医生的角度,向二老说了一些营养均衡、适度运动的保健常识。高婶看我言谈面貌笑着说:“你和你爸在军大时的模样像极了。”我问革承的情况,钟叔说,革承在搞体育用品,很忙,详细情况他也不清楚。我问墙上挂的照片,钟叔立即站起来,走到照片旁,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说,这是1984年10月1日下午,他在参加洛杉矶奥委会期间,萨马兰奇给他颁发奥委会银质勋章,并亲自为他佩挂在胸前的情景。看来钟叔对这张照片很在意,这也许是对他大半生从事体育事业的总结和评价。告别时,高婶说:“你来也没提前说,我们也没准备啥礼品。”说着,走进内屋,拿出一枚199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时的钥匙扣,作为纪念品送给我。离家时,高婶送我在前面走,钟叔随后也跟着出来了,高婶见状,忙向钟叔喊:“拐拐!拐拐!”,意思让他拄着拐杖再来。钟叔一时没反映过来,还以为我忘了拿拐杖,就对我喊:“拐拐,拐拐”。高婶摇摇头,笑着说:“你看,他从脑梗后,一下子脑子就糊涂了。”二老一直把我送出门外走廊20多米,望着我远去才返回。

2001年9月的一天,我忽然听到电台播出“钟师统逝世了”的消息,悲痛之情涌上心头。我立即向高婶写了一封慰问信,表达对钟叔深切的怀念。父亲的老战友,我崇敬的老前辈钟师统叔离开我们,但他平易近人,朴实亲切对待晚辈的风范,我终生难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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